蒋志祥所经营的分享通信，目前正深陷于欠款风波以及股东关系僵持的泥潭中。如果在月底前不能与基础运营商结清欠款，公司旗下的100多万活跃用户将面临被转手的命运。
2013年12月26日，分享通信作为中国早期一批出现并开展移动转售业务的虚拟运营商之一，获得了来自工信部授予的试点资格，同时被授予资格的还有其他9家公司。三个月后，中国虚拟运营商的第一个用户就诞生于分享通信。
所谓虚拟运营商（以下简称“虚商”），是指从拥有移动网络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基础运营商）那里承包一部分通讯网络的使用权，通过自身的计费系统、客服号、营销和管理体系向消费者出售通信服务的运营商。
三年前，虚商这个概念对中国通信行业而言，尚属新生事物。但2016年8月，数起引发社会剧烈反响的电信诈骗案件，将运营该移动通信号段的虚商们推向了风口浪尖，而分享通信这次则是虚商自身面临破产的窘境。
命运未卜
2017年5月4日下午6点，蒋志祥发给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手机定位显示，他已经身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对于何时去的美国，蒋志祥没有告诉记者。他解释此行目的是为了解决分享通信的资金问题。在与记者的对话中，蒋志祥依然将已经陷入僵持之中的二股东，斥之为“野蛮人”。
蒋志祥口中的二股东叫贾树森。工商资料显示，分享通信注册资本为5598.32万元，其中蒋志祥持股比例51%，天润伟业持股比例为49%，天润伟业注册的股东只有贾树森一人。2014年，分享通信原股东退出，贾树森出资7000万元入股，其中5000万元付给原股东，2000万元入股公司。但根据彼时的协议，蒋志祥转让股权需经过贾树森同意，而贾树森可以自由转让股权。
2016年10月分享通信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通知，公司急需对外支付的欠款约为1.64亿元，其中包括三大运营商的欠款1.3亿元、制卡结算款1500万元、清退河南合伙人的退款为700万元、员工工资1000万元、个人欠款约200万元。此后，为还欠款，蒋志祥多方筹集资金，并数次提出增资扩股的方案，均与贾树森产生分歧，与此同时，贾树森拒不出面进一步商谈。
业内人士指出，公司发展初期拓展业务规模确实要烧钱，整个行业要在短期内盈利都很难实现，但不赚钱不代表就要破产，分享通信的破产危机主要还是应该归因于自身的经营不善。
5月4日，分享通信位于北京西北四环外的北坞创新园办公楼。此时的办公区，一如往日般平静。进入下班时间，从公司走出的员工并不是很多。前台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目前公司仅剩一百余人，此前员工还在300人左右，很多人是在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后相继离职的。没有离职的，则继续正常上下班。
5月3日，据运营商世界网的消息称，如分享通信不能在本月5日前结清与联通的欠款，工信部将会把其100万的活跃用户挂牌拍卖给其他虚商接手。
按照《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工信部5号令）的规定，牌照被吊销、撤销或者注销后，涉及用户善后问题的，可以通过招标方式指定业务承接方。
2017年3月，分享通信被爆出1.64亿元的债务危机，期间牵扯不清的还有与公司二股东的股份之争。两方面直接导致了公司业务陷入停滞，几百号员工，被欠薪4月之久。
有人将讨账条幅挂在了这家公司的门前，同在园区办公的某公司职员目睹了该场景，他向记者透露，讨债纠纷甚至一度惊动了警方。
据了解，分享通信涉及的债务中，三家基础运营商（联通、移动、电信）作为主要的债权人，核算下来大约在1.3亿元。其中，中国联通是其中最大的债权人。
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份，这家公司的资金链问题已初露端倪。部分用户开始反映通信频繁出现停机等故障，分享通信即将破产倒闭的传闻也在此时开始发酵。
根据此前报道，今年2月7日，一份来自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的约谈函发到了分享通信集团，这份被标为“特急”的函件表明，在此之前，中国联通已经就逾期未付款项问题，致函分享通信集团、并抄送至工信部。1月26日，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就这一事情约谈了分享通信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蒋志祥，并就保障用户合法权益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分享通信集团将有关处理预案包括：停止发展新用户、停止发售抽纸卡，向社会和用户发布公告以及用户善后处理方案，并在2月8日前书面反馈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
3月7日，分享通信召开了发布会，将债务问题向外界做了大致的说明，并表示公司运转正常。此后两个月时间里，蒋志祥一直在安抚员工。与此同时，解决三大运营商的欠款问题，也是分享通信不能回避的问题。
5月4日，在分享通信的办公楼，一位行政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欠发的员工工资已经补发了一大部分。此前，公司曾就工资问题提出过几套方案，其中包括债转股，但最终并没有采用。
黎明前的黑暗？
蒋志祥不希望公司在正式牌照有望下发的前夕倒下。“公司必须增资扩股”，在简短的越洋短信中他告诉经济观察报。很显然，蒋志祥希望度过此次危机，等待着拿下正式牌照的一天。如果此时倒下，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过去三年的苦苦挣扎将功亏一篑。
2013年12月，为进一步促进移动通信市场竞争，工信部发放了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包括分享通信在内一共10家虚商获得了相关资质。此后，工信部先后又发放了四批牌照，总计41家虚拟运营商自此开启了民营移动通信运营之路。
2014年开始，试点的虚商开始陆续向市场推出正式的商业品牌及业务服务。截至2017年4月底，虚拟运营商的用户规模已接近5000万人。
虚商们在翘首以盼等待正式牌照的发放。“现在没有正式牌照，整个行业比较渺茫，大家看不到未来。事实上，正式牌照对于行业而言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有了它，大家才敢大举投入，资本合作也才就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可能。现在的试点阶段，政策不明朗、价格又不理想，没有多少企业敢于放手去做。”一位业内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表示。
希望似乎正在来临，主管部门已经发出了声音。2017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郑立新表示：“（将）适时出台移动转售业务的正式商用意见，进一步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范围，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何时下发正式牌照，还要依据行业的整体发展现状。分享通信事件的爆发，对牌照的发放，显然是一个不利的信号。
在陷入债务危机前，分享通信的充值业务方面一直保持着业内最高力度的优惠——一级代理充值话费低于8折的优惠价。而对于虚商业内诟病的“批零倒挂”现象（即批发价高于零售价）则一直没有破解的途径。
目前，分享通信的用户规模在600多万，其中活跃用户在100余万。此前一直专注于移动转售业务，在开拓用户方面是业内较为领先的公司。而据记者了解，某些与分享通信一样的试点虚商，却迟迟没有开展实质性业务。
分享通信紧张的财务状况，在行业内并不是个案。事实上，还有另外几家公司在去年，也被先后爆出拖欠基础运营商的结算费用。
一位业内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批零倒挂”问题长期不解、业务创新无门，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值持续低下，是40余家开展移动转售业务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此同时，实名制工作落实不到位，致使虚商成为通信诈骗的重灾区，在消费者心中始终难以正名的现象也得不到任何解决。
“与分享通信不同的是，多数虚拟运营商并非将移动转售作为主业，而是有其他业务同时经营或是捆绑经营，可以容忍暂时的亏损。分享通信则将转售业务作为主业，没有其他业务可以输血。”分享通信的员工告诉经济观察报。
5月5日，一位接近分享通信的代理商高层告诉经济观察报，就在5月4日下午，分享通信又与中国联通结算了4000万元欠款，联通方面表示，暂时不会进行用户回收、拍卖或是转换了，但要求分享通信在5月底前结清欠款。
留给蒋志祥的时间仅有20余天了，无论这道门槛过与不过，留给他和他的同行们都将是一道又一道难题，必须要去攻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