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正逢其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人工智能将带来下一次产业革命，并纷纷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国家战略层面布局，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都提出了各自人工智能战略。
7 月20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从战略态势、总体要求、资源配置、立法、组织等各个层面阐述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规划中指出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在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元器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提出了到2030 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到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25 年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到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国将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此前，在国务院制定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发改委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印发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都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作为战略重点。但相关文件尚未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总体而言，该规划顺应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较为全面的阐释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是我国在此次产业浪潮中的顶层设计。
突出技术发展规划，协同问题着墨较少
与各国战略相比，我国规划较为强调技术与应用，而相对淡化人工智能发展的其他方面或问题，包括人力资源与教育、标准、数据环境等。
以美国为例，2016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和《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两份重要报告。
《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作为全球首份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计划（奥巴马称其为新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七大战略方向。包括：基础研究战略、人机交互战略、社会学战略、安全战略、数据和环境战略、标准战略以及人力资源战略。七大战略方向为平行关系，都有重点阐述。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从政策制定、政府对技术监管、财政支持、全民人工智能教育、预防机器偏见等方面阐释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准备和保障，同时提出了二十三条实施人工智能的建议措施。
我国规划提出了六大重点任务，其中包括：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前瞻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整体而言都为技术或应用方面，对于投资、教育、人才、伦理、制度建设等其他方面阐述较少。
制度建设也是生产力
在创新的浪潮中，制度建设也是生产力。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版权和侵权法的重大改革，降低了互联网平台的责任，为硅谷企业在Web 2.0时代的巨大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土壤，天才的程序员们才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带来令人惊艳的创新产物。
在AI时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以数据开放为例，目前的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喂养”上的，没有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很多AI应用将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可以说数据开放问题是我国AI发展的痛点问题，需要在战略中更加全面深入的阐释。
此外，人工智能相关立法及配套问题也值得深入探究，当前规划只是简单提及。以当前人工智能领域较为成熟的自动驾驶为例，2016年9月，美国交通部发布《联邦自动驾驶机动车政策》，为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检测和运用提供指导性的监管框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方向。我国目前尚缺乏此类立法及标准，将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此类问题也值得再规划深入探究。
由追随者走向引领者
近期《经济学人》撰文指出，五大因素促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 AI 中心：（1）多个行业希望利用 AI 实现数字化转型；（2）大量人工智能高端人才；（3）移动互联网市场前景广阔；（4）高性能计算技术；（5）政府政策支持。其中，前两个因素尤为重要，是中国发展成为全球 AI 中心的独特优势。
信息通信领域，在宽带部署、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我们基本都是战略跟随者，AI方面，我国继美国、加拿大等国后发布了AI的国家战略。在AI这一波产业浪潮中，我国应从制度追随者走向引领者，积极抢占战略制高点。
以AI伦理为例，国外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阿西洛玛”原则，IEEE及联合国等已发布人工智能相关伦理原则等，包括保障人类利益和基本权利原则、安全性原则、透明性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和有益原则等，各国战略中也均对此进行强调。我国也应积极构建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普惠和有益人工智能发展。此外，在AI立法与促进、教育与人才培养、AI问题应对等诸多方面，我们也应该积极探索，从追随者走向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