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隆·兰尼尔(Jaron Lanier)被公认为虚拟现实的奠基者，对当代科技行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兰尼尔的成果被认为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基础，他推动了沉浸式虚拟人物、虚拟现实头显和配件的发展，并且参与了医疗影像和手术模拟技术的早期探索。他还推广了“虚拟现实”这个大的概念。
兰尼尔不仅是程序员和发明家，也是多产的作家和技术评论家。他近期出版的新书《新事物的黎明》回顾了他在新墨西哥州的成长经历，20世纪80年代在硅谷开创虚拟现实，以及与杰出学者、评论家、科学家和开发者的合作。
兰尼尔近期接受了Business Insider的采访，谈论了他的新书，行业内对社交媒体影响力的争论，从谷歌跳槽至微软的决定，以及人工智能是否最终将给人类带来毁灭等问题。
以下为采访主要内容：
问：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了对消费级虚拟现实市场，以及虚拟现实技术整体的预期变化。对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质疑者，你想说些什么?
兰尼尔：我们可以将虚拟现实分开来看。首先，虚拟现实的一方面是在工业领域，而不是消费级市场。这个市场是完全成功的。
可以讲个我生活中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关于手术模拟器的内容。这种产品可以追溯到80年代，我和许多人共同开发过手术模拟器，例如来自斯坦福医学院的乔伊·罗森(Joe Rosen)博士。过去几年，我的妻子一直在和癌症作斗争，做了许多次手术。其中最困难的一场手术是由罗森学生的学生执刀的，他使用手术模拟器去练习。
由于我对虚拟现实这方面应用的关注要超过消费级市场，因此我毫不怀疑虚拟现实是否已经到来。对我来说，这非常棒，这是种成熟技术。我为我们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不过，我也在关注消费级市场，从很多人都感兴趣的Power Glove开始。
问：在消费级虚拟现实市场，索尼PS VR头显的销售处于领先，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在游戏领域同样引起了许多兴趣。对于这些市场的发展，你有何看法?
兰尼尔：索尼的头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而手机搭配支架的组合也获得了行业的接受，例如在新闻业。《纽约时报》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口袋妖怪Go》也值得关注。这款游戏很粗糙，刚刚达到可用性的标准，但仍然吸引了很多玩家。这让我们知道，混合现实如何在更广泛的场合得到应用。人们喜欢这款游戏，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感觉我们确实做得不错。
对我来说，新市场就应该是这样。在这个“后乔布斯”的时代中，所有人都期待出现类似iPhone的重磅产品，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东西。
问：你参与了微软HoloLens头显项目，因此我想问问这款产品的竞争对手之一Magic Leap。有投资人将Magic Leap的技术比作刚刚出现的多点触控，即iPhone的核心卖点。你对Magic Leap怎么看?
兰尼尔：我迫切想要看到Magic Leap的发货和热卖。我认为，对所有人来说这都很好，我希望他们能拿出一款伟大的产品。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期望，但我的希望是这样。无论对什么产品，你都不能只有一家供应商。你可以有最具创新性的供应商，可以有领先的供应商，但不能只有一家供应商。一家供应商无法形成市场。
问：你在微软工作了约10年，具体是什么情况?
兰尼尔：这取决于你如何计算。我以前从没有想过会在微软实验室工作，但这确实是一件超出我意料、非常精彩的事情。90年代时，我曾经是微软的批评者。一直以来，我都是一定程度上激进的纯粹主义者。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微软就是开炮的对象。
我为什么会去微软工作，情况很简单。当时谢尔盖·布林对我说，“我们不希望有人写有争议的文章”，因为我写科技评论文章已经有很长的时间。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科技会把我们变成邪恶的僵尸。谢尔盖对我说：“别这样，谷歌的人不会这么做。”我的反应是，真是这样么?随后我去问了比尔·盖茨，他回答，“你不可能说之前没有说过的我们的坏话。我们也不关心。为什么不来我们的实验室看看?他们真的很酷。”我想，这听起来不错。所以我去看了看。我发现，这真的很棒。
问：我想问问硅谷的情况。你住在伯克利附近。你对文化的改变有何看法?
兰尼尔：科技行业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例如一夜暴富，很快得到的权利和地位。我认为，这让人们陶醉和疯狂，但也有些肤浅。这让我难过。过往时光的有趣之处在于，硅谷早期的普通人可能会成为亿万富翁，也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名，而关键在于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相对于金钱，我们更尊重技术能力，我认为这是种非常健康、有趣的文化。然而，这样的文化正在消失。
当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黑客文化仍然存在，但硅谷和旧金山的人口密度变得如此之高。一方面，除非你真的很棒，否则就没能力承担那里对的生活成本，所以许多人被生活成本赶走。如果你想问我文化是怎么改变的，那么这就是原因。此外还有一件事正在发生，这就是种族和背景的多元化。不过，认知方式并没有变得多元化。如果你坚持极客式、量化解决问题的认知方式，那么就可以交到更多朋友。这种认知方式要比更具思想、更重视美感的方式更好。
问：你提到，硅谷缺乏认知方式的多样性。那么这种缺失是否会对硅谷的技术创造产生影响?
兰尼尔：我认为有些时候如此。如果工具开发者是类似我们的工程师，那么这些工具会变得更有用。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但整体来看，似乎这是个原则。工程师们设计的东西对类似这些工程师的人群更有用，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效应，对某些阶层有利，某些阶层不利。
问：在你的第一本书《你不是个工具》中，你讲述了科技如何对我们造成伤害，以及计算机还无法代表人类的价值。这本书的问世已经接近10年，你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兰尼尔：我的观点总是在改变。我总是有兴趣去回顾我写过的东西，看看能不能让它们变得更好。但总体原则仍然困扰着我，即面对所有人，我们的数字系统还不够好。我仍然认为情况是这样。
问：程序员故意利用令人上瘾的技术，让用户对产品上瘾。对此你怎么看?
兰尼尔：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莫林·多德(Maureen Dowd)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对我的采访，我们当时谈到了这个问题。随后第二天，我认识的西恩·帕克(Sean Parker)也承认了这点。
这是一段漫长而有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行为科学兴起，将生物当作机器来研究。行为学家有一种感觉，我认为有些类似于当前某些黑客认为自己是上帝。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上帝一样，拥有通往一切的钥匙，能控制所有人。
来到50年代，继图灵和冯诺依曼之后计算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曾经写过一本书《人类如何使用人类》。在这本书中，他指出，计算机(当时还是一种全新设备，只存在于某些实验室)在其中一个实验里可以扮演人类研究员的角色。如果你有一台计算机，可以读取某人正在干什么，随后进行刺激，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可预测的方式来改变他的行为。
他认为，计算机可能会产生难以置信的社会后果。这本书的结尾有一段话令人震惊：“关于本书的重要一点在于，这个假设或许看起来可怕，但为了让这个假设变成现实，必须形成全球化的计算能力，通过无线技术去连接地球上的每个人，而这些人都携带着自己的设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些行为学家擅长利用算法去改变人的行为。他们发现，嘈杂的反馈比一致的反馈更好。这意味着，如果你按下按钮，让你得到治疗，那么一旦治疗方式不奏效，你的大脑就会更加着迷。原因在于，大脑想要了解世界，如果出现了例外情况，那么大脑就会努力去弄清楚，并建立更好的模型。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抓住大脑。
行为学家的研究成果改变了赌博业，使其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一种基于算法、操纵人性的产业。人们被情绪驱使，而情绪是吸引我们的更有效方式。相对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更容易影响你。积极情绪更加柔软，更难培育。这是个不幸的失衡。因此根据西恩·帕克的说法，这些类型的程序被有意放在Facebook的设计中。我没有参与过Facebook，但我对那些日子的记忆有些不同。我并不认为，这些人是邪恶的天才，故意利用人性恶的一面去操纵世界。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出于某种目的让算法效率最大化。
问：这个目的是用户参与?
兰尼尔：这或许是计算机历史上最大的悲剧。80年代时出现过一次善意的运动，试图让所有一切都免费。这个运动从自由软件开始，随后是免费音乐、免费新闻和其他免费服务。但与此同时，这与人们呼吁政府去做的事，或者说社会主义解决方案不同。如果你想要有创业精神和资本主义，同时又想免费，那么这两件事就是矛盾的。
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广告。广告成为了在线信息的标准模型，这有些疯狂。问题在于，如果你启动广告，那么渐渐地，广告就会试图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不是出于任何邪恶的计划，仅仅是因为他们试图提高算法效率，让股东价值最大化，以及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快，算法变得更加高效。
第二个问题在于参与这个系统的人。因为一切都是免费的，那么你可以得到什么回报?最终，系统会制造出混蛋，因为如果混蛋能吸引你的注意力，那么这就是你要去做的。由于存在认知偏见，即负面情绪能更好地引起注意力，所以这样的混蛋就会被更多人关注到。相对于希望建设和保护的人，试图颠覆和破坏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引起注意。
问：你期望的模型是，你希望看到用户在贡献自己的数据时获得报酬，而不是让Facebook和谷歌把这些数据卖给广告主?
兰尼尔：是的，我的想法是，你需要付少量费用去使用Facebook。我们应该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Netflix已经证明了这样做是可行的。用户说，“我愿意为此付费”，而突然之间你就看到了更好的东西。我不支持关于应该义务劳动的看法，因为这无法让我们变得更好。许多人会说，年轻人或穷人买不起，我对此持同情态度。当然，我们也要考虑这些。但通常来说，人们愿意支付少量费用，而随后他们也将有机会去赚钱。如果某个人是社交网络上的超级贡献者，带来了许多内容，那么就应该得到报酬。
例如，谷歌目前所做的是中央集权式控制。他们会说，YouTube的某些明星应当得到报酬，因为他们喜欢他，而不是其他人。这很荒唐，实际上这应该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曲线，而不应该是某种仲裁规则。如果能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游戏，同时吸引注意力，那么情况就会更好。
问：你有个11岁的女儿，你会监控她与科技的互动吗?
兰尼尔：我很幸运，因为我会让我的女儿使用智能手机。我处在很好的情况下，问题自己就解决了。我不认为她过于投入科技产品。这似乎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父母越多参与科技行业，他们对孩子们与科技产品的互动就越谨慎。硅谷的许多家长都有意为孩子们寻找反科技的环境，例如Waldorf学校，但我希望我们不必去那里。
问：人们对科技上瘾，或是过度依赖科技，你认为这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兰尼尔：这要具体来看。大量使用某种技术并不一定是坏事，人们也会看很多书。仅仅使用技术并不是问题。在我们讨论上瘾时，我们应该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对于行为上瘾，这是个嘈杂的反馈循环。我认为，这样的嘈杂反馈闭环是不正常的，不应该存在。
问：对于人工智能有许多不同观点。某些人，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认为我们应该怀疑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最终可能会控制我们。而另一些人，例如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则认为人工智能并不阴险。你持什么样的看法?
兰尼尔：我的立场不同寻常，但又完全正确。从我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任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只是计算机工程。如果你选择任意数量的不同算法，然后说，“这不仅仅是程序，而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实体”，这就是你刚才想要讲的故事。这样的幻想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然后你们把它叫作人工智能。一旦你这样做，就会改变故事，就像是你在创造生命，好像你就是上帝。我认为，这会让你成为更糟糕的工程师，因为如果你认为正在创造某种生命，那么你就必须尊重它，而不是把它当做单纯的工具。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实际工作，包括数学，以及机器人中的驱动器和传感器，这些东西很吸引我，我也为此做出过贡献。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在你的书中，你将人工智能描述为一种包装纸，可以包装我们所开发的东西。
兰尼尔：对，可以这么说。人工智能是一种幻想，你可以将它应用于各种东西。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在于，我们给予人工开发的东西太多尊重，但我们没有对它们负责，而是尽可能地去设计它们。
人工智能最初的概念来自阿兰·图灵，而理解图灵的生活有助于理解人工智能的想法，因为他在自杀之前，在生命的最后几周中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图灵测试。对图灵来说，我认为他的理论是表达自己痛苦的一种形式。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宗教。
我认为，我们作为工程师的责任是尽可能完美地进行工程开发。如果想要做到这点，那么就必须把正在开发的东西当作产品。你不能以神化的方式去尊重它。刚才我们讨论过，行为学家将人类当作机器，试图用成瘾循环去操纵人类。这是把人当作机器。而对于人工智能，你又会把机器当作人。这两者都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