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中，全文13次提及体育，其中，针对六大体育领域的发展现状，明确提出进一步放宽体育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的要求，这可谓中国体育产业的又一利好政策。
编者按：2018年10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全文13次提及体育，其中，针对六大体育领域的发展现状，明确提出进一步放宽体育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的要求，这可谓中国体育产业的又一利好政策。体育大生意特就体育赛事的放管服、用彩票公益金购买社会体育服务、打破大型国际赛事的版权垄断、发展冰雪等六大运动、海南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县)这六大层面的政策利好进行逐一解读。
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什么?曾几何时，这可谓是一个举国皆知、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儿童都能脱口而出的“送分题”，当然是投资、出口、消费。考虑到三者在GDP统计中的拉动效应大小不同，这三者之间的顺序决不可搞混，而消费总是屈居第三。但如今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大规模投资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多的举债，这显然不妥，出口则因为众所周知的关税之战也陷入低迷，反倒是原本排行老三的消费不仅一跃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头号驱动力，而且大有一枝独秀之势。
在2018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统计中，消费这一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高达78.5%，不仅是自身九年来的历史新高，也远远将其它“马车”甩得无影无踪。如果说投资、出口仍是“马车”，那消费显然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铁”。
既然消费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驱动力，并且其潜力远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所以中国注定将进一步升级成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发改委此前已经推出“六大消费工程”、“十大扩消费行动”，进一步全面强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而在这其中，体育作为六大幸福产业之一，体育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价值同样也深受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从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俗称“国发46号文”)开始，体育消费已成为国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屡屡在各种顶层政策中得到大篇幅的阐述和详细规划。
比如，在2018年9月推出的最顶层规划《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全文共计13处提及体育，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又根据这一《意见》制订的实施措施《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全文同样13次提及体育。其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放宽体育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具体要求有六点，对当前体育产业制度不健全、改革不彻底的六大领域提出了全新的改革要求：
·加快制定赛事审批取消后的服务管理办法，建立体育、公安、卫生等多部门对商业性和群众性大型赛事活动联合“一站式”服务机制。
·修订彩票公益金资助开展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有关办法，研究制定向社会力量购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服务的办法。
·推进体育赛事制播分离，积极打造国家体育传播平台，引导有条件的地方电视台创办体育频道。打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转播垄断，引入体育赛事转播竞争机制，按市场化原则建立体育赛事转播收益分配机制。
·积极培育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航空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电竞运动等体育消费新业态。
·支持海南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引入一批国际一流赛事。
·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县)创建。
体育赛事在“放”、“管”后终于开始强调“服”
众所周知，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求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最大限度为体育赛事松绑。随后，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文规定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
此后在2014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积极响应国务院的决议，出台了《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并随后制订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重要竞技赛事名录的通知》、《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审批事项改革方案的通知》，规定除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以及健身气功、航空运动、射击、高危体育运动(游泳、高山滑雪、登山、攀岩、潜水)、成立地方兴奋剂检测中心这五大类体育活动需要审批外，其余体育活动都不需要审批，这种放权力度其实已经超出了国务院要求的只是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权的范畴，这也体现出体育总局放权的决心。
上述这一系列政策主要体现出国家在商业赛事层面的“放权”力度。而在体育赛事审批权取消后，社会办赛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被激发，各种商业赛事的数量呈现井喷式爆发。但由于取消赛事审批，导致赛事处于监管真空状态，赛事良莠不齐，问题频发。于是开始进入“管”的阶段，即要加强体育赛事的监督管理。
针对赛事数量最多、也是问题最多的马拉松和搏击赛事，中国田径协会和中国武术协会在2017年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马拉松赛事监督管理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武术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此后，2018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则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2018年8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一天之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的若干意见》、《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管理办法》、《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三个法规性文件，以进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与市场秩序。
如今，在“放”、“管”均得到实施后，终于开始进入“服”的阶段。自从体育赛事取消审批制度以来，这看似是在给体育运营公司松绑，他们已无需再通过体育总局或者各个项目中心批准就可以自行办赛，但事实上，他们办赛却还需要获得办赛地的政府批文以及公安、消防、卫生等部门的批准。没有这些，同样无法举办比赛。而当体育公司直接找政府、公安、消防、卫生部门寻求审批备案而浪费大量时间成本时，他们又开始怀念体育审批制度。
一位体育公司老总曾对体育大生意直言：“以前由体育部门进行赛事审批时，他们会有偿提供安保、消防、医疗等方面的审批服务，虽然收费不少，但至少省去了我们单独去找各个部门盖章的麻烦。如今，体育系统被取消了审批权，但与此同时，政府和安保、医疗等方面的审批却依然存在，并且安保规则越发严厉。这让我们增加了不少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毕竟，以前我们只需要跟体育系统打交道，而且大家经常合作比较熟悉，现在需要同时跟多个部门审批，实在苦不堪言。”
有鉴于此，如今《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制定赛事审批取消后的服务管理办法，建立体育、公安、卫生等多部门对商业性和群众性大型赛事活动联合“一站式”服务机制。
政府用彩公益金向社会购买赛事
“小政府大社会”，这是欧美社会发展学家阐述的社会发展方向，而在我国，则长期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变职能，努力实践放管服，使得政府可以从具体繁杂的服务性事务中解脱出来。凡是社会能办好的，就交给社会力量承担。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把具体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来承办，从而让社会组织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在2013年《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意见》(国办发[2013] 96 号文件)发布后，各个领域也逐步开始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体育自然也是重点探索领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竞技赛事和群体赛事基本全部都是国家体委一家办赛，而随着社会发展，居民对体育的需求越发多样化和高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家办赛的诸多短板也开始逐渐被曝光，所以，国家体育总局近年来也开始尝试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从而充分调动体育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和专业实力，争取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多层次和多元化的体育需求。
从2014年起， 国家体育总局在江苏、江西、宁夏、新疆四省区开展体育社会组织服务全民健身试点工作。 这工作所包含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政府需要将各项群众性体育赛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皆交由体育社会组织来承办，并且将来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和推广政府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群众性体育赛事这一方式。各地政府这些年也陆续出台了很多类似《向社会购买体育赛事活动服务试行办法》等行政文件，逐步加大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存在很多瑕疵和不足。其中对于社会体育组织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钱的及时兑付。目前，各地政府采购体育公共服务时，主要都是采用定额补助和凭单结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资金支付，但客观而言，体育并不是当前社会民众的刚需，自然也不是政府采购资金的重点使用所在，所以体育公共服务的采购资金往往不能及时拨付，这导致不少体育组织的资金周转陷入僵局。有鉴于此，长期以来，业内专家都在呼吁政府应该为体育公共服务建立专项资金。
当前，我国体育事业的一大资金来源就是各级政府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比如，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度使用的彩票公益金就多达265240万元，其中76.88%要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工作，23.12%用于资助竞技体育工作。而群体工作中的一大重点就是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据了解，2017年度体育总局资助全国性体育社团多达5790万元，这些组织面向大众组织开展以发展项目人口为目的的业余等级锻炼达标活动、健身交流展示、志愿服务、项目推广、科学健身指导以及其他形式的体育比赛活动等。
有鉴于体育系统分得的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推广群众体育工作，所以此番《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就明确提出：修订彩票公益金资助开展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有关办法，研究制定向社会力量购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服务的办法。
打破电视台对于奥运会、世界杯的版权垄断
熟悉欧美体育产业的人们都知道，版权收入往往是顶级赛事的头号收入支柱，能够占到赛事总收入的30%到65%不等。至于NBA和NFL这类超级联赛，其联盟发展史上的诸多突破性时刻也多与天价版权合同密不可分，球员薪水每次大幅提升也基本都是因为签下了新的版权合同。从某种意义上，我国和欧美顶级联赛的全方位差距体现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版权价格方面。比如，NBA现行的电视转播合同由NBA于2014年与ESPN和TNT签署，高达9年240亿美金，平均每年26.6亿美金，而同期(2014年)的CBA版权总收入不过寥寥6000万人民币，仅为NBA的1/350。
赛事版权价格的长期低迷有很多原因，但体育电视台利用体制优势一家独大、版权市场缺乏足够竞争则是最直接的原因。多年来，无论是广电出版总局还是以前的广电部，都曾多次专门发文来确保央视在获得赛事版权方面的超然地位。体育大生意查阅到的文件显示，最早在1985年，广电部就已经发文称所有在中国国内举办的赛事，央视和各方电视台均可免费播出，无需购买版权。
随后在在1989年，因为一场拳击赛，央视不肯支付任何报道权费用，所以国家体委转而与北京电视台达成合作协议，这引起了央视的不满并向主管部委提出内部抗议。当时的广电部立即向全国电视系统发布了一条非常强势且极具争议性的通知，名字就叫《关于国内体育比赛转播不得购买电视转播权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所有电视台都不得向国内体育赛事支付任何费用。
在2000年前后，鉴于诸如世界杯、奥运会等国际顶级赛事的版权费用日益抬升，所以广电总局又发布了《关于加强体育比赛电视报道和转播管理工作的通知》，严格规定，在购买这些大型国际赛事的版权时，央视是国内唯一的购买方，其他任何平台不得购买。
此后央视一直享有这一特殊待遇，即使在46号文要求加强体育版权竞争后，2015年出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改进体育比赛广播电视报道和转播工作的通知》仍继续规定：“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包括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包括预选赛)，在我国境内的电视转播权统一由中央电视台负责谈判与购买，其他电台电视台不得直接购买。”
正是因为坐享体制和政策优势，所以央视可以凭借这一垄断资格以低廉的价格拿到奥运会和世界杯等大型国际赛事的独家版权，然后又昂贵的价格在国内进行分销。当此之时，央视其实同时具备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的混合基因，遇到争议时，哪块属性好用就用哪块。
因为它是国家政策授权的唯一国家级体育电视频道，所以它可以用垄断地位来要求那些商业化程度较高的赛事以低廉的版权价格卖给自己，这其中不仅有中超、CBA，就连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西甲都得让步，此时CCTV-5强调的正是自己公共电视台的属性，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但每年举行广告招标大会时，CCTV-5却又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商业电视台，他们向广告商强调自己拥有奥运会、世界杯的独家版权，然后卖出大量的天价广告。此外，遇到那些处于发展初级阶段、需要电视台宣传服务的体育赛事时，他们又向赛事索取不菲的信号制作和播出占频费，全然忘了自己的公共电视台属性。
这就是CCTV-5的矛盾之处，在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这两块牌子之间，哪块牌子好用它就会用哪块牌子，将垄断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但从整个中国电视行业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国家应该早日让电视台进行属性切割，只能在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之间二选一。
所以，此番《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提出：“打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转播垄断，引入体育赛事转播竞争机制，按市场化原则建立体育赛事转播收益分配机制。”这意味着未来世界杯、奥运会也不再由某一家平台单独购买。同时，推进体育赛事制播分离，积极打造国家体育传播平台，引导有条件的地方电视台创办体育频道。简而言之，对于体育版权市场而言就是八个字：鼓励竞争，打破垄断。
发展冰雪运动等六大体育消费新业态
此番《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提出：积极培育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航空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电竞运动等体育消费新业态。根据《中国体育产业消费报告》(2017年)的部分数据显示，这六大运动的消费潜力确实巨大，体育大生意特整理汇总如下：
山地户外运动：2017年我国泛户外人口(每年至少参加一次以上户外运动)已达1.3亿—1.7亿，经常参加山地户外运动的人口达到6000万—7000万人。从我国山地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以及消费深度的持续提升来看，预计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当前市场规模约为2500亿元左右。
冰雪运动：2017年冰雪产业总规模达到了3976亿元。截至2017年底，我国滑雪场总数达到703家，滑雪人次达到1750万人次，滑雪消费规模达到720亿元，占冰雪产业总规模的18.1%。同比2016年分别增长8.82%，15.89%和78.43%。从消费结构来看，年参加10次以上滑雪运动的占5%，人均消费2万元左右/年;年参加5-10次滑雪的占10%左右，人均消费1万元左右/年;年参加5次以下滑雪运动的初级冰雪运动者约占85%，人均消费3000元左右/年。
水上运动：2017年度赛艇项目总产出达到42.136亿元，较2016年的6.806亿元上涨了519.1%;皮划艇项目2017年度总产出145亿元，较2016年的70亿上涨了107%，年度增加值54亿元，较2016年的33亿元上涨了63.6%，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达到40亿元;滑水项目2017年度社会投资总额1700万元以上;全年赛事带动的总消费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摩托艇项目本年度社会投资总额近1.4亿元;全年赛事带动的总消费额达到30亿元以上。
汽摩运动：2017年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举办的全国性锦标赛共计 119 场，国家级休闲旅游集结赛和各类文化活动共计 8 场次，目前审核授牌256家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评审认证14家星级营地，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汽车(房车)露营大会参与20万人，带动综合经济收入2.5亿元。
航空运动：2017年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中国定向运动协会、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和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举办赛事95场。并举办了首届国际航联世界飞行者大会，在该大会上重大项目签约额为1450亿元。经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命名的航空飞行营地超过150家，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人数为30190人，注册会员18045人，2017年新增会员1587人，增长率为5.5%。
电竞运动：2017年中国电竞用户规模达到2.5亿，市场规模突破50亿，并首次出现了观赛人次突破100亿的赛事，打破了电竞史上所有已公布赛事数据纪录。除赛事外，中国电竞在教育体系、泛娱乐电竞产业园、行业规范方面都有持续探索。电竞用户构成中，女性和家长(家里有尚未工作的子女)用户占比均超过两成，对于一款火热的游戏，用户从接触游戏到看到职业化赛事的期待时长是6至12个月。
海南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众所周知，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2018年是海南省成为经济特区30周年。长期以来，海南的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不仅让其成为国家战略中的国际旅游胜地，而且国家还一直有意让其成为探索体育旅游的排头兵。
比如，早在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文)中，其第(八)、(十二)、(二十二)髫均明确提出要发展海南体育产业，其中就提到了举办国际知名体育赛事对于海南旅游具有独特的价值。2018年4月，国家再度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海南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支持在海南建设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和省级体育中心，鼓励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赛马运动等项目，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因为在“海南意见”中，“赛马运动”和“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这两组字眼同时出现时大多数解读都将其视为海南将迎来马彩，甚至还有更深一步的解读认为海南将开放博彩，随即引发广泛热议，甚至引起股市的个别概念股的股价连续飙升。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海南建省30年来的外界第N次对于体育利好政策的误读。
或许正是鉴于“赛马运动”和“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导致外界关注度的跑偏，所以此番此番《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只是提出：“支持海南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引入一批国际一流赛事。”没有再提及其他多余字眼。
由此可见，其实国家层面真正支持海南发展体育产业的重点其实多年来都始终如一，那就是让海南重点发展体育旅游。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公众对体育、旅游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体育与旅游进一步融合，满足人民群众节假日期间多样化的体育旅游需求，而坐享独特区位和旅游资源优势的海南则是发展体育旅游最得天独厚的省份之一。
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县)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1952年6月10日，毛主席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的重要批示，具体针对的则是当时刚刚成立、负责领导全国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此后风云变幻，但这十二个大字至今却一直都高挂在国家体委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办公大楼之上。
显然，从一开始，毛主席就认为体育工作的本质和真谛不是夺金牌、升国旗，而是增强人民体质，换言之，中国体育工作的重心从来都应该是发展群众体育而非竞技体育。但多年来，包括很多体育工作者在内，不少行业专家都认为奥运金牌才是体育总局的核心工作，这显然偏离了开国领袖赋予中华全国体总的价值初衷，以致于多年来我们走了太多弯路而不自知甚至还沾沾自喜，直到如今真正需要壮大体育产业时，也只能在扼腕叹息寻求尽快启动改革以便正本清源。
事实上，从1952年的领导题词到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从2009年将8月8日命名为“全民健身日”到2014年将46号文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层面对于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程度始终一以贯之。2018年，为了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创建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国正式启动创建工作。
根据《通知》，本次创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4年的创建，在全国范围内建成50个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100个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鉴于模范市(县)既是在践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所规定的要求，又全面瞄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全民健身的主要指标，对于全民健身的推广意义重大。所以，此番《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也明确提出：“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县)创建。这是对于国家体育总局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创建工作的支持和推动。”
